改革不是闯红灯 是创设一套新的信号系统

改革不是闯红灯 是创设一套新的信号系统 更新时间：2010-12-5 8:36:45 　　浦东新区今年迎来成立的20周年，是个“90后”的青年。他的主政者徐麟，是个“60后”，上海市最年轻的常委。　　为什么是徐麟？　　在跟记者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徐麟给人最大的印象是，从来不回避问题，直面记者的提问，有问就有答。既谈宏观理念，也对一线实操层面有准确记忆。言谈举止间理性而富有激情，节制而具有活力。　　也是在事后，他跟记者讲起这一气质背后的“三有”理论对公众的诉求做“有理推断”，对公众反映的问题做“有解推断”，有关部门面对社会、媒体的批评时自我要做“有过推断”。　　在浦东官员眼里，徐麟经历丰富。29岁任上海市南汇县常委、常务副区长，32岁进藏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曾经是当时上海援藏团的团长。1963年出生的他，在当选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介绍他说，“他是领导班子里面最年轻的一位，他也曾经在西藏工作。”　　年轻和援藏，是他的给外界的两大记忆。　　选拔一名年轻的官员掌舵浦东，其用意似乎不言自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明珠”浦东，经过20年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隧道期”，需要给大力。　　也正是在徐麟的任上，浦东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浦东经过第一次创业期的辉煌后，第二次创业创什么，的确需要智慧。　　徐麟在这次访谈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二次创业”施政方略。其点睛之处在两个字：匹配。要改革政府，营造与“新”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制度。　　“我们不是简单地做大产业，更不是研究如何扩大浦东GDP财政收入增长，不会为了一城一池的问题去多做考虑，而是从大局考虑。”徐麟说。　　“浦东承载着国家战略，在四个中心建设中，浦东是核心功能区，也是主战场。我们的突破口放在打造功能上。”徐麟解释说。　　1. “二次创业”重在提升功能　　《21世纪》：浦东是在什么样背景下提出“二次创业”的概念？　　徐麟：浦东开发开放已走过20年历程，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怎么走，我们要更好地总结，进行战略思考。　　考虑到整个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以及国家在这一个阶段中的转型要求，怎么样使20年经验能够继承和更好地发挥，同时更好地肩负起现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赋予的历史使命。　　所以“二次创业”无论从规模还是质上都有提升，特别体现在功能性的提升上，具体讲，我们感到浦东要查找自己的不足。　　首先，社会功能相对滞后于经济功能、城市功能相对滞后于产业功能、生活功能相对滞后于生产功能。怎么样更好地体现匹配性，体现一种相适应，相协调，这是我们下一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次，这20年中，无论是浦东的基础开发，功能开发都和过去有很大发展。下一步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开放经济显示越来越大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上，制度层面不可能很好地满足和适应。所以，要强化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发挥，让市场经济不足的地方有所改变。　　第三，经济的转型必须走出一条符合我们中国国情的道路。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也反映出部分薄弱环节，或者对资源、环境消耗过多，或者说对整体的投入产业效益不好，或者更好地可持续发展的举措，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以提升的。　　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样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科学发展的要求真正落实到实处。这里体现的是以人为本，体现的是综合协调，体现的是兼顾各个方面。其中，以人为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必须关注对民生保障的改善。　　《21世纪》：你刚才提到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实际工作中，有无具体事件让你深刻感受到这些地方“滞后”，需要改变？　　徐麟：我举个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关系的例子。比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功能上都比较强。陆家嘴积聚了大量监管类和非监管类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超过10万，机构积聚总量超过全市的80%以上，所以说产业功能很强。　　但滞后就体现在城市功能就相对较弱，在这里工作的人就有所抱怨，不方便，交通不方便，车流和人流也不方便，每天碰到的餐饮服务更有诸多不方便，包括一系列的书店、邮局等都要加强。　　《21世纪》：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无具体措施？　　徐麟：接下来，我们要弥补城市功能不足，我们基本理念是产业和城市融合，方法采取的是缺什么补什么。　　我们对每个楼宇设计了标准。有一些服务是单个楼宇自己必须配备的，有一些是若干楼宇之间必须设立的，哪些是在整个区域内一并系统考虑的。包括目前楼宇之间不联系，是孤岛，我们最近已经完成了二层连廊第一期，就是明珠环这边，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改善。　　2. 浦东有两个契机　　《21世纪》：你刚才讲到浦东未来要加强的内容，但浦东也面临着诸多不可复制的机会，你怎么看？　　徐麟：总体来讲，我们有两个契机。　　一个是包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凸显了我们“四个中心”功能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作为“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是需要有一个大的国际环境。　　现在拥有人民币的不仅仅有外企，还有外国金融机构，这样回流的通道设计，结算功能的完善，就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空间。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发展产业，应该凸显功能是什么。有些有利于做功能的，可能不会带来GDP的明显增长，财政上还要我们扶持，我们也必须要做。　　按照我们的税制，银、证、保有些税不在我们这里，但我们要支持这类企业落户浦东，这就是打造一种功能。　　就金融而言，越来越强化跨境配置资源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功能要凸显，从更完善的角度来看，比如保险再保险等还要完善，人民币结算的功能等都要完善。比如说，航运国际中转功能要提升，航运服务功能要提升，现在就说标箱有多少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个契机是，国家希望浦东、深圳、滨海都应该先行先试，在先行先试中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格局，这是主要的试点。　　在这个方面，要验证对服务经济有所限制或者支持度不够的地方。我们国家在发展中，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些老的东西没有经过新的更新，可能还带有这种痕迹。　　另外，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或制度是适应制造业经济的模式，对制造业支持力度很大，但对服务经济的支持力度就相对有限，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事实上，一旦确立了以服务经济为主体，就要形成有利于服务经济发展的环境，就需要反思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以有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　　3. 新经济要有新的制度创设、修改　　《21世纪》：在推动服务经济发展方面，浦东的策略是什么？　　徐麟：我们的突破口放在打造功能上，而不是简单地做大产业，更不是研究如何扩大浦东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这样我们不会为了一城一池的问题去多做考虑，而是从大局考虑，从功能考虑。有利于功能的，即使财政要扶持，也要做。关键功能做成了，对整体非常有利。　　所以总体来说，跨境配置资源的功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功能、人民币清结算功能这三个都必须加强和打造；在航运上就是国际中转功能和高端航运服务功能要加强。　　《21世纪》：你提到两个契机的时候，也谈到在做有利于功能加强的事情，具体方法如何？　　徐麟：我们遵循“三个导向”。　　第一个是需求导向，也即“立”，实际上有很多发展的东西，过去的制度是无法包容的，就必须有新的制度创设。　　我们就必须提出新的建议，针对生产力发展中碰到的新的情况、新的趋势、新的问题，提出建议，必须有新的创设。　　第二个是问题导向，就是需要“破”，破解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有些工作若按照现在的某个制度来做是有很大限制的。所以，应该扶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对原有的部分制度要修改。　　第三个是项目导向。比如，SPV，单船单机项目。我们飞机和船舶的融资租赁大部分以前是国外公司做的，现在我们根据项目来做，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这里面涉及到七八个国家主管部门，我们就寻求主管部门的支持，围绕这个项目，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有先例可循，这就是具体的突破了。　　《21世纪》：你刚才讲到“破”，但制度突破也受到硬的约束，有时候很难“破”，比如土地，那是否南汇划入浦东也是解决硬件约束的一个举措，合并机遇何在？　　徐麟：包括两区合并在内的战略举措是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优化整合，有助于制度的突破，机遇有三个。　　首先，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陆家嘴、外高桥和洋山港被称为“金三角”，金三角范围内积聚国家战略要素全市最集中，原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这样的合并可以更好地整合与优化资源。比如，以前国际机场一部分在原浦东，一部分在原南汇，两个港口一个在原浦东，一个在原南汇，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包括迪士尼，有部分在浦东，有部分在原南汇。　　第二个，功能的提升。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整合，带来了航运、金融功能的提升，更加符合国家对这方面的要求。我们洋山深水港航运示范区，涉及到很多概念都与金融相关，与贸易有关，所以现在我们陆家嘴、外高桥、洋山港的资源整合起来了，提升了功能。　　第三个，制度上的创新。“三港三区”联动，把外高桥保税区、机场保税区和洋山港保税区共同组成上海综合保税区，成立一个管委会，很多涉及到航运与贸易相关的举措都在里面进行。　　还有一个大的意义在于打破城乡的两元结构有巨大的意义，浦东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运作的结果是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形成示范，这也是国家战略对我们的期待。　　4.看到红灯就闯，是对改革精神的曲解　　《21世纪》：打造一个服务创新为主体的模式，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要转变过去管理制造业的模式，怎样来跟上，这个有无具体措施？　　徐麟：在政府自身有两个方面。　　一是从改革角度，政府自身要解决政府的不同认识，要清晰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各个领域应该有不同主体，就是要各就各位、各得其所。行政领域的主体是政府；市场领域的主体是企业，应该有企业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不能包揽过多；社会领域的主体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挥作用的程度现在还发挥不出来，需要培育、培养和扶持，这是我们的总体判断。　　所以政府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要想清楚你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不是政府的事情，就不能包揽太多。是应该政府管的事情，应该怎么管，这是又一个新的要求。　　《21世纪》：对于你个人以及你核心班底创造的一种加班加点的工作方式，你希望传达给浦东干部的信息是什么？　　徐麟：对于浦东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有一种“闯劲”，有国家战略意识。这个要求很高，就需要我们有国家使命感，国家战略需要我们敢闯敢试，要有试验精神。　　这方面做不容易，当然这种精神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胆魄。因为现在我们规范的东西越来越多，法律法规体系都更为完善。在这种条件下，你敢闯敢试才行，否则你就会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能碰。有胆魄进行闯和试，绝对不是为了一届政府，而是为了整个浦东的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要敢于先行先试。　　第二个是要有“智慧”。我一直讲一个通俗的比喻。改革绝对不是闯红灯。改革是创设一套新的信号系统，不是红灯亮着就闯，而是讨论这个原来的信号系统是否有问题，然后推出一个新的信号系统，申请试验这个系统，把原来的红灯体系改掉了，在浦东先行先试。如果试了觉得比以前好，就继续下去，如果试了发现没有以前好，就停止。这就是先行先试。　　所以要有智慧，要有深度的研究，要做自己的设计。如果你的研究和水准到不了这个境界，碰到红灯就闯，这不是改革精神，这不是我们希望的闯劲，这是蛮干，对改革精神的一种曲解。　　还有一个是“韧劲”。有很多问题，你认为是正确的，并有了一定的研究，未必社会都会对你这个想法有一致的认识。但有些东西坚持数年可能就成功了。但如果你碰到反对意见等就会轻易地放弃，那后面就没有结果了。　　《21世纪》：你个人也在民政系统工作过，那怎么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呢，有何新的思路？　　徐麟：我们这块也是一个条块结合的概念。社会组织我们是两条线，一条是行业性，比如律师协会等，另外一个是社区组织，是块状。　　我们在社会组织的培育过程中采取了孵化器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组织用来孵化各种社会组织。这种孵化组织是一种党的组织，既孵化了社会组织，同时又将党组织覆盖到这些新社会组织。　　比如以前，社会组织跨省市的话就是全国性组织，需要民政部审批。在有关部委的支持下，我们率先走出长三角，打破一省一市的限制，江浙沪的都可以加入浦东的社会组织。这类的行业组织在浦东发展很有优势。　　5. 深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1世纪》：市场主体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浦东“十二五”对于产业定位有何变化？如何突破？　　徐麟：浦东的转型，有四条路径，第一个形成以服务贸易为主体的格局，这其中就以金融、航运、贸易为核心；第二是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是强调创新的带动和创新在浦东未来发展中的地位；第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形成二元复合优势，既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又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四个就是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提升城市功能。　　《21世纪》：产业发展要有基地，外界十分关注世博和迪士尼板块。　　徐麟：世博园区3/4在浦东，未来这一块，加上周边地区，在市里面统一规划下，可能要打造一个文化会展、市民活动、国际交流与商务的地区，会形成上海新的城市地标，新的功能高地。　　在上海中心城区有这么大的地方可供开发，未来对浦东的带动一定很大，所以我们一定会全力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开发。　　迪士尼，是一个占地3.91平方公里的主题乐园，2015年开园。它和它周边相关的地区将要建设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未来的配套，包括商务酒店等这几年都要做好，保证到2015年一期开园的时候完成，这是我们“十二五”工作的重点之一。　　第三个重点是临港新城，按照100万人口的规模。现在有一个好的机会，向北通往苏北的高速公路接下来要通到南通，向南钱塘江上一桥和二桥在逐步完善，到宁波、浙东地区更为便利。临港新城将和周边的产业区融合，这样产、城、港联动发展，在“十二五”期间一定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　　这个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配套是“十二五”期间投资的重点。现在的路网密度南边和东边不是一般的少，而是明显有缺陷。　　所以未来的发展重点是这三块，是做增量的地方。　　《21世纪》：现在滨海、深圳等地区中，浦东的优势与价值何在？　　徐麟：我觉得深圳一直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直讲前有标兵。滨海新区也是后来居上，从经济总量上来讲，今年超过浦东，上半年就已经超过我们了，发展势头很猛。　　这两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了，三地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地方，功能定位和经济结构不同。　　我们会按照国家对于我们的定位，强化浦东实施国家战略的意识，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在改革上要为全国提供借鉴，在经济运行制度层面要有所突破，在改革政府运营制度上要有突破，在功能建设上，社会经济协调上都要走在前面。　　这是我们按照浦东定位，向深圳和滨海学习。　　《21世纪》：要达到这些目标，你是主导的官员，有企业、政府等经验，你的经历对于你完成现在的工作带来哪些收获？　　徐麟：这么多经历的变动其实对我是一种学习和提升。但众多岗位的历练为我提供了学习机会。　　在浦东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要多学习。浦东是一个很好的、干事业的平台，人到了这里一定是有激情的。这种激情，这种干事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很强烈的。　　浦东也是一个学习的大平台，进入了浦东就必须要学习众多的知识。我过去的经历提升了我的学习力，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作者：孙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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