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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矿山复绿又生金2、周秉德深情细说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3、冠生园原高管意外身亡真相如何？哪类猴子不能惹？

河南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矿山复绿又生金

核心阅读

为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屏障，近年来，河南实施露天矿山综合整治，推进矿山生态修复，通过修山、治水、复绿等措施，提高区域森林覆盖率，有效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以矿山修复为抓手，把修复出来的土地用于发展产业，探索绿色发展。

在河南省，黄河自西向东流经三门峡、洛阳、焦作、郑州等市，河道总长711公里。黄河沿岸，秦岭东段洛河流域、南太行山脉拥有多处矿山。有些矿山废弃多年，成为无主矿山；有些矿山仍在开采，需要边开采边治理。

为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屏障，系统解决山体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近年来，河南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保护和修复面积约158万亩。

开展整治行动，矿山变青山

三门峡是黄河进入河南后流经的第一座城市。在这里，沿着崤山一路登顶，可见远处层峦叠嶂，黄河奔流而过；近处地平坡缓，满目葱茏。

“以前这里是个大水坑，四周的山被挖得光秃秃的。”三门峡市陕州区王家后乡赵庄村村民焦二宝告诉记者，这里以前是一座铝土矿山，由于长期露天开采且未及时修复，山体受损严重。

“三门峡地处黄河‘几’字形最后一个拐弯处，两岸峡谷险峻，地质水情比较复杂，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说。在三门峡的城市建设中，丰富的矿产资源曾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同时，部分矿区重开发、轻保护，只挖掘、不修复的做法也导致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功能退化，部分区域水土流失问题突出。

2022年，黄河右岸的秦岭东段洛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始实施，涉及郑州、洛阳、三门峡3市的16个县（市、区）。三门峡市委书记范付中介绍，近年来，三门峡市陆续实施全市矿山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修复治理矿山12.45万亩，其中在9个重点点位共完成治理修复面积5998.2亩。同时关停坑口1500余个，退出规上企业100余家，相关做法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洛阳市嵩县陆浑湖，黄河支流伊河流经此处，湖畔植被茂密，草青木秀。“原先这里植被稀疏、树种单一，水土流失严重。通过实施树种更替、人工补植、优化林分结构等手段，提高区域森林覆盖率，有效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松涛说。

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截至今年9月，秦岭东段洛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已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64.14万亩。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李哲介绍，河南黄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2021—2023年，Ⅰ—Ⅲ类水质占比分别为88.2%、88.6%、94.1%，劣Ⅴ类水质断面稳定消除。

履行修复责任，发展新产业

生态修复工程规模大，钱从哪儿来？“除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我们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矿企须拿出一定的收益用于生态修复。”李松涛说。

在位于洛阳市宜阳县的鹿角岭北部山顶，观景步道、太阳能路灯、凉亭等一应俱全。向南眺望，可见几十辆矿车正在有序作业。“鹿角岭出石灰石，对面的矿山正在开采。我们所在的山头2017年闭坑后，当年开始治理，已投入6500多万元，现在变成了苗圃基地。”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范庆文介绍。

按照2020年11月出台的《河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专门的基金账户，将退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缴存的土地复垦费用统一转入基金账户，用于已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李松涛告诉记者，洛阳实行常态化巡查制度，督促矿山企业切实履行责任，2023年洛阳市持证矿山累计修复面积5998.95亩，按要求完成年度治理任务。

站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一处矿山上，被绿植覆盖的矿山尽收眼底，中心废弃矿坑已回填覆土。“我们回填的土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覆土达到一定厚度，可以用于耕作。修复矿山，不仅要‘含绿量’，还要有‘含金量’。”负责生态修复的矿企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共投入5100多万元，完成修复面积近2000亩，计划把修复出来的土地一部分种植红高粱，一部分种植中药材，分别转租给当地酿酒和医药企业经营，预计每年可增收320万元。

发挥生态功能，业态更多元

修山、治水、护渠、整地、复绿、增湿……露天矿山综合整治三年行动中，黄河左岸的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及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共部署矿山环境治理、水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系统保护、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科技创新5大类53项工程249个子项目，发挥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洪调蓄等生态功能。

得益于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焦作市城区北部的老丁沟村—猫岔村—影视路北闫河一带的废弃矿山变了模样。“治理之后，不仅植被丰富，还有健身跑道、登山步道等设施。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我们也舍不得搬走啦！”焦作市解放区上白作街道猫岔村村民李梅说。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军介绍，焦作市治理废弃矿山，种植山桃、柿子、山楂等经济树种，不仅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还打造了集户外运动、影视文化、乡村旅游等业态于一体的山地民俗休闲度假区，吸引众多游客。

地貌重塑、植被重建、生态重构，如今，在黄河河南段两岸的不少地方，闻得到清新的草木香，听得到啾啾的鸟鸣声。“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是一项系统工程，河南希望以矿山修复为抓手，让山更青、水更绿，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治胜说。（记者 朱佩娴）

来源：人民日报

周秉德深情细说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大弟周恩溥于20世纪40年代去世，周恩溥生有一子，已于前些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寿(周同宇)生有三男三女，其中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长女。周秉德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曾在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身边生活了15年。

十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午后，笔者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拜访了周秉德。那天，周秉德如约在家等我们，她精神挺好，始终充满热情，显得十分精明干练。她家客厅布置得古朴而典雅，沙发对面的主墙上悬挂着那副由意大利摄影师为周恩来拍摄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谈起在中南海伯父身边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体贴与教诲，周秉德显得分外激动与忘情，她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若回到了在西花厅的岁月。

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1937年4月，周秉德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女孩诞生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8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周秉德在接受采访时说：“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我在那里念了6年小学。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此，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当共产党大官的伯父，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周恩来将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寿。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寿是黄埔第四期学员，但他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脱党，且于1928年后和周恩来断了联系。1946年春，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在此期间，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来北平见了一面。

看到周恩来发自北平的信，周恩寿即偕妻北行，并在香山与兄长晤面。闲谈中，他再次向周恩来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

独自在北平学习的周恩寿，有时利用节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长团聚。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周恩寿说起长女秉德即将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在华北革命大学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侄女。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母亲与弟妹，随父亲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周恩来就回来了。“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他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周秉德的母亲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周恩来才吩咐卫士安顿侄女的住处。周秉德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邓颖超不在北平，她受毛泽东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月28日，周秉德随伯父到火车站去接伯母。只见火车站内锣鼓喧天，周恩来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把夹在人群中的周秉德领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住周秉德的手笑吟吟地说。周秉德随即向伯母问好。周秉德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七妈(指邓颖超)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满腔的父爱母爱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现在嫡亲侄女来到身边，夫妇俩自然把周秉德看成自己女儿一样疼爱万分，周秉德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周秉德现在还记得。书房里有许多她从未见过的书，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周秉德住进中南海不久，中央领导人陆续从香山搬进来。她很快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很多小伙伴，她们在一起看书，一起唱歌、玩耍、聊天。

渐渐地，周秉德跟邻居毛泽东也成了熟人。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小学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临别赠言，使她突然生出请毛泽东也为自己题字的念头。于是，她捧着小本子找到了毛泽东：“毛伯伯，您帮我写个字吧。”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稍加思忖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毛泽东题罢，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天，周秉德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周秉德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望伯父、伯母，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学校里的事。有一回，周恩来对周秉德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见周秉德从天津来时穿的两件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她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第一套是蓝色咔叽布小西套，周秉德穿上很精神。吃饭时，周恩来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周秉德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周秉德又换了另一套黄卡其布的衣裤，这下周恩来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周恩来觉得周秉德的衣服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邓颖超帮忙解释道：“秉德住校，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周恩来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年幼的周秉德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1949年11月，周秉德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3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周恩寿提出把二女儿过继给周恩来，周恩来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在周秉德眼里，伯父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会考虑周全。

周秉德的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都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由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这样讲。”

“伯父一直是非常俭朴的，平时老两口在家里吃饭都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有时候一条鱼，这顿没吃完，就等着下一顿再吃，不会说没吃完的就丢掉。咱们现在吃一些粗粮好像是一种调剂，是健康、时尚。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喜欢吃粗粮的，但是他坚持每个礼拜要吃上两三次的粗粮，他说不能忘了本——因为原来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根本吃不上东西，忍饥挨饿的。在饭桌上掉一点饭粒，他也一定要捡起来吃到嘴里，不能浪费一点点。所以，他节省的意识是非常强的。”据周秉德回忆，周恩来不仅仅在吃方面节俭，在穿上也是这样。“他，当了26年的总理，皮鞋只有3双，不肯要新的皮鞋。脚底坏了，经常就去换底换掌，别人给他买了新的鞋他也不愿意穿，就用原来老的，衣服也穿得补了又补的，咱们都看见他的照片中衣着一直都是很笔挺的、很整洁的——但是里面却穿着很多补丁的衣服，有的衣服只有袖口和领口坏了，就换个衣袖或领子，显得比较整洁干净。他的睡衣、睡袍也有很多补丁。他过世之后，我专门向七妈要了伯父的一件‘破’旧的衣服，那是一件蓝白条的睡袍，有几十个补丁，都是用手绢、小毛巾、纱布等补的。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后来，我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职业选择对自己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国内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级有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撅起了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心里有些沮丧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她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

1952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这时，国内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投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周秉德。她感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而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一个教师梦开始时时萦绕在周秉德心底。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她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并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周秉德意识到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一毕业她就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在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真正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周秉德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她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周秉德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 ，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暴露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伯父、伯母为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

1965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文件规定：“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周秉德说，伯父、伯母对自己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她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周秉德离京时对她的交代。

周秉德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她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要周秉德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周秉德拒绝了。被骂成“ 死老保”的周秉德，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3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周秉德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周秉德听后只是连连摇头。让周秉德欣慰的是，不论在哪里，自己依靠的还是组织，并没有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因工作需要被调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他回京工作。她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周恩来听说周秉德已调回京，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邓颖超的话刚说到这，周恩来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自己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在步入工作岗位后，周秉德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对侄女的终身大事，周恩来夫妇操了不少心。邓颖超常常提醒周秉德：“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周恩来也曾跟侄女谈到自己的恋爱观，他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在晚年，周秉德回忆说，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还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1958年夏，周秉德母亲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周秉德，对方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周秉德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周秉德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另一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西花厅，孙维世留苏的妹妹孙熙世夫妇也来了。此外，孙熙世还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绍给周秉德的。看到他们来，周恩来很高兴，他掏出钱，说：“我今天有事，没时间陪你们了。维世，你带他们到四川饭店吃顿饭吧。”周秉德回忆说：“好像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但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七妈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周秉德已是25岁的大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周秉德。在接触中，两人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邓颖超用比较严肃的语气开导周秉德：“现在中苏关系紧张，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周秉德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

1963年，已经26岁的周秉德还待字闺中，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岁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周秉德牵线。见面后，周秉德对沈人骅第一印象不错，对方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是党员，有技术，会4国外语，家庭背景好。

周秉德认识沈人骅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对方的情况，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邓颖超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周秉德与沈人骅结了婚。“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七妈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七妈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

婚后，周秉德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七妈的关爱都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非常时期的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1967年5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间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叠叠文件。原来，各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见面，周秉德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周恩来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周秉德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周秉德还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5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周秉德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于是在伯父的8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周秉德记得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周恩来耐心引导她，周秉德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周恩来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当时周恩来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也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周秉德等说过的一句话。

1968年8月，周秉德回北京打算探视已被关押半年的父亲，可是未被允许。事后她才知道，这是外交部部分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子，诬陷周恩寿参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江青批送周恩来处，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周恩寿被秘密抓走。几个月后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案子却移交给了“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恩寿被关了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来。

周恩寿出狱时，周秉德与父亲相拥而泣。周恩寿含泪对周秉德说：“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周秉德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她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就惊呆了。同事给她买了当天的机票，周秉德赶回了北京。在回京的路上，悲痛的周秉德回想起与伯父通最后一次电话、见最后一次面时的情景。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便赶到她家。王力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可是，邓颖超一再阻拦情绪激动的周秉德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于是，周秉德只得拨通病房的电话，通过电话与伯父交流。电话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周秉德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周恩来依然轻松地回答，周秉德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您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您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周秉德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那天，一走进西花厅，周秉德只见伯父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庞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周秉德在伯父身边坐下，当时伯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周秉德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辞。出门时，周秉德提出要伯父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周恩来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竟成了永别，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辈子的遗憾。尽管周恩来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但周秉德却因当天要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而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一些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来，“感觉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其实，1976年1月8号中午七妈就让秘书将噩耗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转告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七妈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周秉德回忆说。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着黑纱来到了西花厅。原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自己，周秉德抱着她痛哭。邓颖超始终没有眼泪，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1月10日，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去参加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有些亲戚都来了。在条件很简陋的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的告别室，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我当时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来到告别室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伯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脱下来，往地下一扔，才走进去。”看到伯父消瘦的遗容，周秉德难过极了。

周秉德回忆说：“除了撒骨灰，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七妈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父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伯父这个主张!就说要撒掉骨灰。另外因为两位老人家一直说他们是党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葬礼都要由党支部来执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给党支部去做。15日至次日凌晨，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还有中组部一位领导，4个人一起坐军用飞机，将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周秉德说，伯父的身体虽然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随着岁月渐渐越走越远，她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溘然长逝，留给周秉德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今年是七妈100周年的诞辰，老人的影子还是时在我脑海里出现，无法忘记七妈对我的关爱，她襟怀坦荡、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和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的公仆本色值得人们学习”。

伯父伯母去世后，每逢1月8日伯父忌日和3月5日伯父生日及有关伯母的相关纪念日，周秉德一大家都要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周恩来像前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周秉德都不敢多看那开满海棠花、芍药花的庭院和园中的小径，她仿佛可以看见伯父、伯母的身影，听到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自己又沉浸在对他们绵绵不绝的思念之中无法走出来。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于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单位常找她去讲课或作报告，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她说，掐指一算，怎么也得上百场了!

这些年来，周秉德的记忆里一直荡漾着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冠生园原高管意外身亡真相如何？哪类猴子不能惹？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昨日凌晨云台山景区在其官方微博发布的通报与前日网传的《报告》落款均为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局，但内文并未提及翁懋姓名及“被猴子蹬掉的石头砸中脑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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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生园集团原高管翁懋。图/CFP

参与摄影部落活动前往景区

21日晚，有网友晒出落款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关于游客翁懋在景区被石头砸中至死亡的相关情况报告》，称4月19日9时25分许，一名游客在小寨沟回路凉亭往下的台阶处，被一块猴子蹬掉的石头砸中脑部。景区医护人员进行简单包扎后，协助急救人员将其送至修武县人民医院抢救，经诊治不治身亡。

“当时一群人在景区走着，突然一个男子倒地，一开始大家以为他突发疾病，后来看到他头上流血，之后120和景区人员赶来，但不治身亡。”有知情者对媒体称。

昨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从光明集团宣传部获悉，冠生园集团原高管翁懋在云台山意外身亡。事发当日，冠生园集团和其亲属已到现场处理善后事宜。翁懋已退休多年，集团对其不幸表示遗憾。

野驴旅行社下属的野驴摄影部落工作人员称，翁懋是参与摄影部落活动前往云台山。其介绍，每个摄影创作团人数最多约30人，报团的人一般都是摄影爱好者且需具备一定的摄影基础，年龄不超过70岁。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该摄影部落“2016年摄影线路开班计划”中，4月计划的第二项为包含云台山景点在内的9日摄影创作团。

焦作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相关领导正在景区参与调查，会尽快公布结果。事发后，当地印发了关于全市各行业开展旅游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旅行社、宾馆、饭店等各行业开展安全大检查。“五一长假来临，确保旅游安全。”该工作人员称。

旅行社称案发现场仍有落石滚下

昨日凌晨1时许，云台山景区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4月19日9时25分，一名上海游客在云台山景区潭瀑峡景点游玩时，被山崖上的一块落石击伤。景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救助，景区迅速安排医务人员对游客进行包扎处理，随后送至修武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通报表示，事发后，景区及时封闭相关游览道路，组织人员进行全面的安全排查，确保游客游览安全，并主动与游客家属联系沟通。因伤情过重，该名游客最终抢救无效不幸身亡。目前景区已成立善后工作小组，与家属进一步沟通，积极做好各项善后事宜。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上述通报与前日网传的《报告》落款均为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局，但内文并未提及翁懋姓名及“被猴子蹬掉的石头砸中脑部”细节。

对此，云台山风景区宣传处人员说，游客意外身亡事件应以官方发布的通报为准，事故经过仍在调查中。其表示，景区内有猕猴观赏性表演，但无法确定猴子与落石的关系。而对于砸中翁懋的石头大小、此前是否发生过游客被落石砸中事件，暂不清楚。

另据媒体报道，野驴旅行社一工作人员表示，事发当日是晴天，事发地段并无危险警示，事故系景区的管理不善导致。旅行社称配合当地警方取证调查案发现场时，山上依然不断有落石滚下。

云台山景区公开信息显示，小寨沟，又称潭瀑峡，高山耸立，有大小瀑布多处，是云台山景区的重要景点。云台山则为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景区内有数量众多的野生猕猴群落。

新京报记者 程媛媛 实习生 王春晓

如何防猴子伤人？

虽然目前无法确定翁某的离世与猴子有直接关系，但猴子伤人事件确时有发生。最为严重的两起分别发生在2008年和2011年……

▲屡有发生的猴子伤人事件（新京报动新闻出品）

支招

对于以上血淋淋的悲剧，专家提醒，无论是圈养还是野生，想要与猴子和平共处，有几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动物们进入活跃期的春夏两季。

1.一定要遵守园区的警示标志。

2.切勿主动挑逗、喂食，不要玩闪光发亮的东西。

3.不要与猴子对视以免引起猴子恐慌而攻击。

4.如果猴子来抢夺背包，不能大声尖叫，以免惊扰了猴群，游客可将包里的一些食品扔出，分散猴子注意力，寻机离开。

这三种猴子要敬而远之

一是独处的老猴，它们以前可能当过猴王，被赶下王位之后性格孤僻，容易向逗弄它的游人发泄，以致伤人。

第二就是独来独往的公猴，它也许曾经挑战过猴王，因为失败被赶出了猴群，这种猴子精力旺盛，性格暴躁，尽量避开。

还有一种就是特定时期的猴子，如果母猴处于怀孕期，哺乳期，游客离它们近了，让它们有危险感，它们也会去攻击游客。

也就是说游人只要看到单只或者两只猴子呆在一个地方，最好不要靠近。而一旦不幸遭猴子抓伤、咬伤，可先用肥皂水对伤口进行简单消毒，然后就医，注射疫苗。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长江商报、法制晚报界面、中新网 、贵州都市报、河南商报、齐鲁晚报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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