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位重量级银行大佬出走金融高管离职潮加剧

　　金融混战的背后，更多是人才的战争。

　　离职潮的冲击之下，银行的高管荒若隐若现。据不完全统计，年初以来已有61位银行高管出现工作变动，其中，涉及银行核心高管岗位约50人次，含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监事长等职。半年数已达去年全年水准。

　　除了正常离退休和体系内的调动，不断涌现的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和知名企业的金融板块也在稀释和吸收来自传统银行的精英，部分银行甚至出现了中高层青黄不接、急需提拔的状况。

　　而在以结构调整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下，银行中高层干部加速流动不仅反映了市场的客观供求，也孕育着以电子商务、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业态下金融业可能演变的趋势。

　　多位惹眼银行高层或退或升

　　银行大佬去哪儿？仅从2016年的半年来看，离职变动的高管数据已达到2015年全年的水平，与员工年龄结构老化相似，当中因退休而离职的不在少数。

　　与2015年银行行长们的主动离职有所不同，2016年银行高管的频繁变动更多是内部“补位”需求，多位重量级银行家的退休使银行高管层面临“新老交替”。

　　自2月，任兴业银行(15.770,-0.20,-1.25%)行长14年的李仁杰退休加盟陆金所任董事长后，5月执掌“宇宙行”长达16载的姜建清到龄“谢幕”，由工行行长易会满接任董事长一职，而根据公告，工行重庆分行副行长王百荣也将接替退休的魏国雄任工行首席风险官。

　　因退休或年龄原因不再任职的还有原招商银行(17.900,-0.43,-2.35%)董秘许世清和原招商银行副行长兼上海分行行长王庆彬。

　　与此同时，部分银行家走上仕途。2月农行董事长刘士余刚刚接替肖钢出任证监会主席，3月农行副行长李振江调任国务院金融事务局副局长，而6月，中行副行长朱鹤新赴四川任副省长，负责金融、商务等工作，也从机构高管走上仕途。

　　对此，作为福建省管企业，近年来高管调整同样较多的兴业银行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部分高管人员由于正常到龄退休和上级组织工作统筹安排等原因陆续离任，也属于正常调整。

　　跳转跨越银行体制内外

　　研究人才流动路径，圈内小循环和圈外大循环的并行成为上半年高管流动的新特点，而圈外挖角也主要发生在管理一层。

　　伴随民营银行、互联网、企业金融的发展与深入，借鉴传统银行精髓的第一步就是挖人。“除了实干高管，跳槽三类机构的中高层主要以原电子银行部、产品创新部、研发部的干部为主。”资深银行运营研究人士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民营银行方面，原光大银行副行长邱火发拟出任恒大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董事长；民生银行(9.300,0.00,0.00%)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刘永好筹备四川希望银行，其行长一职或由原浙江网商银行副行长赵卫星担任；而3月刚刚辞职拟任中关村(8.080,-0.30,-3.58%)银行（筹）行长的工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日前却又传退出。

　　在互联网移动金融平台方面，兴业退休行长李仁杰加盟陆金所，平安普惠副首席风险官冯瑞彬、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法律顾问周莉莉加盟点融网，建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黄皓就职蚂蚁金服，民生银行总行零售风险部总经理李迎晨、华夏银行(10.120,-0.24,-2.32%)总行理财处长吴志坚加盟玖富，农行互联网金融开发部负责人也于5月加盟了短融网。

　　企业方面，百度公司上半年挖来光大银行(3.760,-0.09,-2.34%)资管部总经理张旭阳、渣打银行（中国）董事总经理黄爽，均瑶集团则挖来原上海农商行行长侯福宁，出任副总裁一职。

　　“得人才者得天下，新型金融机构因人才而生也可能因人才而死。就当下而言，国有行、股份制银行和互联网公司是新型金融机构人才的主要来源，跳槽过来作为高管年薪普遍过百万，优秀的年薪可高达千万。而除去高薪酬，股权激励的诱惑力更大。国有行、股份制银行在薪酬、股权激励方面则处于劣势，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离职潮加剧新旧更替

　　在宋清辉看来，目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整个银行业在不景气的市场中苦苦挣扎，一些银行高管或许对行业的发展前景不是很乐观，加之薪酬待遇水平不再具竞争优势，从而导致离职潮频现。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论是自然变动，还是跳槽离开，大量离职所带来的银行内部承继也给了新人机会。

　　对在传统银行体制内成长多年的中高层来讲，下定决心换领域从头开始并不容易，新金融模式和截然不同的企业思维在“下战书”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了更多碰撞。

　　“国有行、股份制银行的人才储备较为充足，一年流失一两百位中高层，可能不足以产生影响，但互联网金融机构则不可同日而语。”

　　宋清辉认为当下银行高管跳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薪资等激励机制不足，二是发展空间受限。“不同银行的高管培养机制大同小异，几乎都从一线实战中获得经验和进一步上升的机会，而大部分新型金融机构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更多是互相挖角。”

　　“国有大行的干部基本都从大学生培养起，人员梯队保持较好，后起机构比较实际，要做哪块业务多数采用挖角的方式，但这可能导致不稳定。以前国有行向股份制银行输送人才，现在传统银行向新型金融机构输送，人员只要健康的流动，后面的人也有上升空间。”

　　尽管应对福利和限薪的限制影响，上海某资深银行管理者仍对当下的人才流动与竞争保持了乐观的看法，在他看来这对从业人员来说或许是次不错的反思机会。（投资者报）